君讳公裕，字益孺，其先出于汉张留侯。六世孙广陵太守某，其后子孙有居犍为者。至公之六代祖葬江原，今遂为蜀之江原人。曾祖讳某，祖讳某，皆潜德不仕。父讳某，以学行著于乡里，嘉祐中举遗逸，不起，就拜试将作监主簿。由君通籍，拜太子中允而终，赠太常博士。母罗氏，封靖安县君。公生而秀异，幼喜读书，不好戏弄，成童已晓经义，善讲解，老先生宿儒莫能过也。皇祐中，应进士举于京师。时国子生多四方豪俊，以声名相高。及较艺，公为第一，士大夫皆惊叹焉。俄中甲科，为戎州军事推官。戎僰近蛮，素无儒生，公请兴学校，立生员，躬自教率，后遂继有登词科者。再调忠武军节度掌书记，居贾文元公幕中，尽心举职，无少顾避，郡政为之清肃。部使而下，荐其才者二十馀人。改太子中允、知定州唐县。张康节公镇许昌，精选宾佐，辟签书中武军节度判官公事。相国韩魏公荐公可任文馆。时英宗面命辅弼，选求贤才。二府择二十人上之，上亲取十人，公预其选，充秘阁校理。丁母忧，服除，同知太常礼院。会议亲王袭封，公与翰林司马公君实、范公景仁协其议，忤执政，二公罚金，而公坐免一官，改判吏部南曹。有选人与吏同为欺以应格者，公察知其罪，置于理，而执政有右选人者，遂罢公南曹，复知礼院。中书建议尊僖庙为始祖，公独请尊艺祖，据经折理，而为之议。凡万馀言。上不之从，公亦不敢安其职矣。时文潞公掌枢密，欲辟公为掾属，公辞曰：「亲老矣，愿求乡官以就养」。潞公嘉之，因丐便郡，得请知嘉州，迁太常博士。移郡学就爽垲而新之，学子便焉。又请傍青衣山浚江故道，以泄水患，监司沮格其议。后江涨，果壅流入城，害居民，识者服公先见焉。益州帅欲发民开犍为之沐川，以便蛮人输马之路。公曰：「蛮乃南诏遗种，日欲窥吾疆陲，以山川之阻而不能踰也。今奈何通之，以启其心耶」？朝廷闻而罢之。以父丧去职。公时年将耳顺，因哀毁致疾。服除，请閒官就医，授管勾成都府玉局观，赐五品服。会改官制，为承议郎。元丰六年五月一日终于官，享年六十一。交旧闻讣，皆悲其未尽所蕴，而不臻上寿也。公天资孝友，外和内刚，识量宏远，喜愠不形于色。多为名公大臣所知。如张康节公、韩忠献公、赵清献公、龙图杨公乐道，皆力荐之。同舍临川王平甫尤称爱之，曰：「益孺真有道君子也」！临终神意不乱，言不及身后事。于书无所不读，而于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老子》、《阴符》尤能究达其义，而各为之注解，共三十三卷。为文典赡，有西汉之风，家集三十卷。娶费氏，封仙源县君。子三人：洞、浩、洪，洪为其季父华阳县君之后。三女：长适进士范祖亮，次适宣德郎赵仍，次未嫁。孙男四人，孙女六人，皆幼。其孤将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县某乡某里之茔，请铭于予，而为之铭曰：

留侯之裔，居蜀隐微。公独自奋，力学逢时。秉义恂恂，进退有仪。儒馆乡郡，昼锦而归。孝养克终，志愿弗违。唯其蕴储，弗克究施。庆流子孙，在理则宜。勒铭窀穸，以谂无涯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端明殿学士、大中大夫、南海郡开国公崔与之。照对臣昨者恭奉御笔，除臣参知政事，即具辞免驰奏讫。闰七月二十一日，恭准御前金字牌递到御劄一封，趣臣就道，亦已具表称谢讫。所有臣区区危迫未尽之悃，不免冒罪控陈。臣窃谓臣之事君以忠，要无毫发欺隐之情；君之遇臣以恩，常有顶踵生全之意。神宗朝范镇未及谢事之年，力求休致，上察其真情而从之，不以其为矫也。逮元祐更化，诸贤毕集，镇独不至，上察其高年而从之，不以其为慢也。盖上下之情相孚，所言必见察，所欲必见从，故能进以礼，退以义，足为不朽之荣。如臣疏慵，何足比数，惟有忠实一意，始终不渝，冀全晚暮之节。臣顷者分符西戍，解组南归，属圣天子御极之初，有大宗伯归班之命。逢辰多幸，揣分难胜。适抱病以莫支，遂投闲而有请。虽乘车之年未及，而据鞍之力已衰。锡以奎阁之隆名，赋以琳宫之清禄，一从家食，十阅岁华。自谓杜门养疴，可以毕此生矣。陛下改元更始，蒐猎遗才，天官峻除，首膺严召，虚怀注想，亲劄趣行，礼出殊常，前所未有。巽辞殊切，渊听甫回。方此踰年，再叨殊遇，眷知深笃，擢贰政涂。云章陆离，先后交映，实意过安车之礼，温言重华衮之褒。恩下九天，春生五岭，倖踰至此，报称谓何。伏念臣老矣无能，仕焉可止。顾君命惟行而弗惟反，然帝乡可望而不可期。虺隤自叹于衰踪，蹇钝奚堪于远役。徒负朝廷旌奖之意，宁免道途颠仆之忧。沥肝哀鸣，重足俟谴。伏望圣慈察臣平时质直之情，必不以为矫也；怜臣末路凋残之状，必不以为慢也。俯鉴由衷之款，特宽方命之诛，俾臣保此馀龄，以待尽于牖下，则天地曲成之恩大矣。

元丰七年七月初六日，朝请大夫、知邛州事常君卒于官，享年六十一。其孤卜以元祐二年某月葬于华阳县某乡某里，以君之行状来求铭。予与君同郡，而家世往还最旧。自庆历中天下兴学，君为石室生，予亦肄业其间，始与君相从。及宦游四方，多与君接，今四十年，知君可谓详矣，敢不铭。按君之先居长安，六代祖有任唐安掾者，卒葬江原，子孙寓焉。曾祖延昱，以气节自任，所与游皆一时豪侠，然于财未尝茍得也。方是时，宣徽使雷公入蜀平寇，思得奇特不羁之士，以备其用，得见甚喜，凡捍禦术略，多从之谋。既而雷公守成都，以书招致，遂为成都人。祖思齐，性孝友，能竭力事亲，虽乱离不失其乐。考禧，好事喜儒，善择师友以教子。故君起家入仕，生有荣养，没有宠贲，赠至中大夫，封母袁氏华阳县太君，卒成其志也。君讳珙，字君璧。性颖悟，初，就学诵书，虽数百言，一阅遂记。稍长，泛观群籍，好《周官》、戴氏《礼》，凡先儒注释，异同微显，错出互见，悉能通之。尤精于名数制度，以致圭币、冠服、车符、乐舞、牢鼎、齐尊之类，用于礼者，其规范之巨狭，容色之丹黝，先后之序，繁简之差，皆能条别指数，听其言，如视诸图。作为声律，曲折中度。庆历六年，南宫试进士，孙文懿公梦得与今少保张公安道实司文柄，以「狝日祀祊」为题，君之辞章详实华润，考为第一，二公于是勉君以远到，士人始知君力学而文。既擢第，调合州军事推官，徙华州节度掌书记，用荐者言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江陵府公安县。迁秘书丞，移福州之闽，以亲年高乞便官，得洋州之西乡，未行，丁中大夫忧。服除，转太常博士、知三泉县，历尚书屯田、都官、职方员外郎，赐五品服，通判忻州。遭太夫人丧，终制，又通判汉、遂二州，为屯田、都官郎中，移知资州。官制行，易朝散大夫、知果州，又迁朝请、知邛州。君敏于吏治，济以彊力，事不择巨细，必究极底里，然后行之，人多以为宜。在公安，承废紊之政，民苦无聊，凡赋徭讼诉，处决以平，遂号无事。会岁歉，释圭田之租，以赈流殍。三泉邑陋俗野，初不知学，君治之有馀裕，乃作庠序，择吏民子弟可教者，躬为课试，人用向儒，君之力也。怀安军三江堰以侵竞致讼，历四十年不能已，君时在汉州，两蜀使者委之按治，君钩索本末，得其情，归所侵田，而复其堰，溉润之利，凡四千顷。果州濒嘉陵，岁岁水患，君审视形势，为长堤，捍其冲，民得不鱼，至今赖之。君襟度疏简，不竞矜式，见善必褒爱，作意引汲；见不善辄暴扬，挫折若仇怨。然交游视此或少之，徐就其中，无他也。呜呼！君少励学，博览彊记，为文字，就科举，一试礼部，遂能先众人，声华翕然。茍有攀援凭藉，将之缘饰，则仕可以显已。而汲汲吏检，老于郡，不失为良二千石，盖无愧也。娶孟氏，封永安县君。子三人：景修，宣德郎；景仁，昌州大足县尉；景儒，举进士。三女：适怀州武陟县主簿刘舜臣，管勾成都路帐司文字袁平，简州阳安县尉何宗师。孙男六人，女三人。铭曰：

少也务学，求以发身。壮而从政，思以与民。六品之位，其志亦伸。三郡之治，有显厥闻。墓崇于冈，铭坚于珉。告其子孙，敢忘其亲。

宋有天下垂二百年，庞恩厚泽，渗漉乎宇宙。崇宁、大观间治至极矣，方之成、康、文、景之世，不是过也。九重之心可以释然矣，然犹未始一日忘乎民也，宽大之书、钦恤之诏，未尝虚月焉。天下之人无横征暴歛之虞、狱犴不平之叹，而九重之心犹未已也，虑天下之穷民或耄且病，则俾与之医学以全完之，饘粥以生毓之。当是时，无一夫有无聊不满之意，而九重之心犹未已也，痛民之或死而无主，将不免于暴露也，则敕天下郡县即閒隙之地，俾举得以占瘗，而锡名曰「漏泽」，天下之人无委壑之惨矣。九重之心抑犹未已也，又听其佛之徒庐其旁，夙夜赞呗之，以导夫魂之所升，而慰夫魄之所由归也。皇乎仁哉！华亭超果寺之北有地焉，可以掩骼而埋胔。道者永珍，姓叶氏，来自赤城万年院，一臞比丘也，适奉是诏，乃请于其地主林珍，珍从之，又请地于童昉，昉亦与之，由是漏泽之园成矣。其徒顾善明亦以道者瘗敛如旨而得度牒。绍熙初，住持僧昙秀始请于朝，得「广化」之名。屋才数楹耳，门庑庳陋，庖溷不具，不足以称名院之意。太师郇国章公之后曰钦若，嘉秀有兴拓之志，乃割薪米以助之，且以申追远之意。秀乐与其属景仁、法钦、景伦、景佺、子元、宗远合谋勠力，辟而广之，翚飞轮焕，犹一望刹。然吾尝溯珍之始为是图实崇宁之二年，越三十年始赐额于朝，又三十年而院始成。后之继者知珍之所以经其始，秀之所以成其终，又知国家厚乎民者，使生有所养而死有所殡，则是院也，可不日加意乎？景仁固尝主于院矣，犹不忘前人之勤，求余文以记于久。余亦爱仁之诚也，故乐为之书，时淳熙己亥正月望日撰并书篆。

臣窃见唐尚书左丞孔戣年及七十致仕，得请。韩愈上疏言：自古以来及圣朝故事，年虽高但视听心虑苟未昏，尚可顾问委以事者，虽求退罢，无不留止，优以秩，不听其去，以明人君优贤贵老之道也。《礼》曰：「大夫七十而致仕，若不得谢，则必赐之几杖及引」。《诗》云：「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」。此言老成人重于典刑，不可不惜而留也。臣窃谓孔年已七十，致仕得请，愈犹以老成可惜而留之以逾日。老旧之臣，年未及七十而坚求休退者，已听数人矣。范镇始六十有三而致仕，吕诲约六十而致仕，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，富弼年六十有八被劾后归养疾，司马光、王陶始踰五十，虽皆未致仕而得闲地。虽彼数臣自以知止足为高节，臣所疑何独近来高者之多乎！大中时吏部侍郎孔温业求外迁，宰相白敏中顾同列曰：「吾等可少警，孔吏部不乐居朝矣」。彼白敏中一相也，尚能以贤人不乐居朝自警，而况陛下以大圣之资，孜孜求治，而老旧之臣相继有不待年而相去者乎！老者退而少者进，旧者远而新者众，得微于圣怀哉！但访于偏辞者，则曰：「彼皆奸邪之人，畏陛下之神明而远循矣」。否则曰：「彼皆泪止新法者，今新法既已便，故皆差忸而退矣」。臣愿勿信于偏而少加警于圣虑，则天下幸甚矣。为国任臣之道，惟其用之当而已，故无老少旧新之分也。然而老而旧者，常过于重谨而难以与变法；少而新者，常喜于进取而易以与作事。臣以为二者之说宜参取之，乃得其当。若取之偏，则少而新者可与图其始之利，而不肯虑其终之害；老而旧者能防其终之弊，而不肯谋其始之变。若能用易于作事者，俾图其始之利而裁之，听难于变法者，虑其终之害而防之，则得其宜矣。古有云「老者之知，少者之决」，此之谓矣。窃恐少而新者言其利则易从，老而旧者言其害则难入。而或有利十而害百者，但闻其利不复闻其害焉，民或被其害而无由上达矣。

大观庚寅夏六月，予被命来宰兹邑。莅官之三日，恭谒卫先生祠，顾瞻庙貌，览古石刻，先生实高士也。既而邑之前进士张升景初携《元包》见遗，曰：「是经先生所作也，自后周历隋、唐迄今五百馀载，世莫得闻。顷因杨公元素内翰传秘阁本，俾镂板以贻诸同志。然妙用所寄，奇字居多，大率类扬雄准《易》，非深于道者，有不能知」。予观斯文，窃谓《易》之兴也，伏羲画卦，文王重爻，孔子作翼，更三圣人而后备。故曰：「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」。《包》之为书，其学《易》之至者欤！辞简义奥，殆未可以象数尽也。唐苏源明、李江为之传注，作经之意思过半矣。非先生之独智，不能造《易》之妙；非苏、李之绝学，不能探《元包》之旨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，岂谓是耶？先生名元嵩，益州成都人。少不事家产，潜心至道，明阴阳历算，时人鲜知之。献策后周，赐爵持节蜀郡公。武帝尊礼，不敢臣之。茔域在县廨东偏，邑人崇奉，至今不绝。先生有传在《北史》，恐读是经者未知其出处之大致，故为之序云。政和元年十月望日，奉议郎、知汉州什邡县事杨楫谨序。

朝廷近调江淮一万三千人赴上流，仅取都吏姓名，曾未有即日就道者。军将希留，在所必诛也。而朝廷乃倥偬他务，视此为万事中之一事，若有若无，且作且止。是必待闭城门而后开言路，见胡骑而后括金银也。窃怪今日合三卫与东南之兵，犹调遣不应。蜀之见兵仅八千人，虏入动数万，其何以支？若以招兵易，养兵难，臣则有倾国力一策。范镇曰：「欲备云南，莫若宽两河之民」。今朝廷若只欲取办于诸阃，诸阃又不过取办于民，民力竭矣。臣谓今牙契一局及江水分司，岁可得三千六百馀万，即可养六万兵。岁币银绢，岁二十万匹两，本以和虏，今既不用，即可养一万兵。内帑六设，本以备边，金帛充斥，岁绢二十万，即可养一万兵。不知朝廷吝此何为？商亡而鹿台在，秦亡而敖仓在，汉亡而西园在，隋亡而洛口在，适足为寇资尔。